三三文學集團與神州詩社

輔大中研所  陳 怡 如

 

一 兩大文學主流

○ 70年代一連串釣魚台事件、台灣退出聯合國等重大事件,將台灣內部積壓已久的政治、社會問題逼顯出來。遷台近二十年以「反攻大陸」為使命的政府,非但失去國際地位,也失去在中國歷史上的正統地位,迫使「中國/台灣」問題之浮現,使得「中國」的懷想面臨挑戰,而留下的是「一個等待地位台灣」(見施淑<現代的鄉土--六、七0年代台灣文學>,楊澤編,1944年,頁257)(注1)

    七0年代的台灣社會因遭受到釣魚台歸屬爭議、政府退出聯合國、美國承認中共等一連串政治性重大衝擊,因而迫使政府與民間不得不思考台灣未來的方向,以因應國際局勢的轉變,及台灣內部存在的問題。在國人的反思與覺醒中,台灣社會長期以來的意識型態之爭逐漸浮出檯面。「革新保台」的政策推動下,在政治方面台灣加速推動自由民主的發展與人權的重視;經濟上也積極朝向技術密集的工業化邁進;文化方面,則是在繼承傳統民族文化基礎上,發揚鄉土色彩。在此情勢上,鄉土文學遂從反官方思想進而名正言順地成為台灣文學的主流。當時朱西甯等人曾為文批判屬於民族主義陣營的鄉土文學,台灣的文學社會因而形成兩股重要的勢力:一是描寫本地人民真實生活的鄉土文學;一是志在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青年社團,後者即以「三三文學社團」與「神州詩社」為代表。(注2)

    儘管台灣的嬰兒潮一代作家原亟思扭轉鄉土派作家的強烈政治傾向,但在七0年代初、八0年代末分別形成的兩個對立的嬰兒潮作家群卻顯然是其後幾年台灣在政治社會領域中激烈衝突的一個縮影。兩派作家各擁山頭,一邊是與《台灣文藝》頗有淵源、公開宣揚台灣本土文學的作家;一邊則是由朱天文等人領頭、以三三書坊為中心的擁國民政府作家。前者激烈主張棄絕中國文化傳統,後者則透過文化情感中的大漢中心主義間接宣示其政治信念。(注3)

    「三三現象」背後呈露的文學理念,毋寧是與鄉土文學比較接近的。「三三現象」與「鄉土文學」雖然各自架構了一套想法,然而在它們那個時代,有一個潮流是兩者共同騎弄的。那就是希望打破六0年代以降,文學在現代主義主導下,個人化、盡量縮小社會角色的傾向。很粗略籠統地說,七0年代中期以後到八0年代中期。這十年是台灣文學行動原則(activism)當道的時代。這種行動原則基本上相信文學不應該錮鎖在個人經驗的描述上。同時希望以文學為中心,塑造、傳達一套社會哲學,或者說一套行動改革的意識型態。

七0年代台灣社會在長期蟄伏後,開始有了本土化的改革思潮,這種思潮因缺乏政治、經濟乃至學院的管道,便轉以文學的形式,接續上不絕如履的本土文學傳統出現。在其他領域因強控制體制不見鬆動而沒有太多改革希望的情形下,文學成了僅有的戰場。以是而有突顯文學地位的新行動原則。這股行動原則在文學界燎原開來後,參與其間的作家紛紛感到尋找自己作品背後社會意識結構的必要,而「三三」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對應鄉土文學,企圖創造一種以大中國文化為中心的行動原則的努力。(注4)

    朱天文認為:「那時大家對於文學所能負擔的理想抱負、主義、政治主張與教育等功能,仍有相當程度的信仰。….二十年前,文學的影響力是相當大的,因為發聲的管道太少,限制太多,而文學卻可以包容作家寄寓政治理念、社會關懷等種種,確曾有著一呼四應的光采,作家僅僅透過一隻筆,發抒個人所見所思,成為讀者精神導師之例,所在多有。」(注5)

 

二 三三文學集團成立的背景

    70年代以來,台灣社會思潮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現了重視傳統文化,回歸民族傳統的趨勢,促成這種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保釣運動。

    明報月刊所載釣魚台群島資料:「在五年前,我們很可能沒有勇氣正視這現實,….如今潮流改了,我們已不再害怕,我們要驕傲地作今日的中國人,以後要盡最大的努力去關心台灣的政治。這是一個開始,我們要從此回歸中國,不再逃避現實了。」(注6)

    另外,六0年代末至七0年代初,台灣出現了一股闡述三民主義與中國文化關係的熱潮,論述「固有的優秀文化,主要就是這一部三民主義」。1967年蔣介石發表「中山樓中華文化堂落成紀念文」,孫科、王雲五等人促請政府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為了對付李敖主張的全盤西化論,與對立當時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國民黨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編織中華文化、三民主義、中華民國的三位一體論,有一部份台灣知識份子,接受三位一體論,把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視為中華文化的象徵。(注7)

    三三集刊及三三書坊分別於1977年和1979年成立。田新彬<文學的方舟>:「三年前,朱天文、朱天心、馬叔禮、謝材俊、丁亞民、仙枝等一批熱愛文學的年輕人,合力創辦了『三三集刊』,前一個「三」代表三民主義,後一個「三」則代表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真神。」

    三三的主要成員朱天文、朱天心、馬叔禮、丁亞民、仙枝、盧非易等人也因受到胡蘭成與張愛玲的影響,而有著「正統中國」的信仰,以及對於紅樓夢的偏愛。(注8)

 

三 三三文學集團的特質

    三三文學集團的作家們受胡蘭成的影響甚深,在人生思想方面,胡蘭成提醒青年作家們:喚起三千個士,中國就有救。平時也不斷指點三三成員廣讀四書五經集各國文學名著,因此「三三群士」對於詩書禮樂的中國文化有著一股浪漫懷想與孺慕憧憬。因為胡蘭成的嫵媚文風,再加上深厚的國學涵養,使得三三文學既浪漫綺旎,又志氣滿懷,既豪氣干雲,又懷想朦朧。正如他們自己的說法:「三三就是一股無名的志氣嘛,三三就是一份中國傳統的『士』的胸襟與抱負,就是要喚起這一代千千萬萬年輕的心,手攜著手,浩浩蕩蕩的一同走過藍天,走到中華民族的生身之地。」(注9)

    除了胡蘭成外,三三對於張愛玲也是極盡渴慕的,朱西甯對張愛玲推崇備至,不僅引導天文姊妹閱讀張愛玲作品,更在編選《中國現代文學大系》時,將張愛玲列為小說卷第一。朱天文和丁亞民都曾在《三三集刊》中發表其對《赤地之戀》的觀感,朱天文甚至認為她們的張愛玲情結:「不只是文學上的,也是父親鄉愁裡的,愁延子孫,日益增值長成為我的國族神話。」(注10)

    在小兒女天真浪漫的歲月裡,三三的導師朱西甯,精神領袖胡蘭成,使她們相信「世界史的正統在中國」,因此三三作者筆下經常既甜膩浪漫,又懷想中國,朱天文的文章是最好的例證:「那三月如霞,十月如楓似火的,我的古老的中國我永生的戀人。」《淡江記》<之子于歸>「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我只是向中華民族的江山華年私語。他才是我千古懷想不盡的戀人。」《淡江記》<我夢海棠>這種風流纏綿的愛國情操,其實就是胡蘭成的風格。三三成員要成為中國傳統的士,就要熟讀中國經書,因此他們有「讀經會」,他們要練習中國古樂,所以他們有合唱團。總之他們要做全方位的士,「三三容或不必落實」,三三「乃是出發自民族的大信,乃是出發於中國經書和國父思想。」(注11)

    「三三」式的文學行動主義希望將國家文化等大題目,以及政治意識型態等爭議,包納在一個「情」、「愛」的修辭裡予以解決,或者應該說,反對用抽象的方式對這些議題進行辯爭,而是要把這些東西還原到生活裡,還原到人際間的溫情美意裡來獲得解決。(注12)

    不過,自其發展脈絡觀之,三三的唯美風格卻隱含了某種政治動機:以間接、包藏的手法對抗當時正急遽興起的分離主義情緒。不同社群間在文化資源上的競爭往往成為推展政治社會運動的主力。以七0年代的鄉土作家為例,她們以俚俗的台灣方言描寫居社會、語言弱勢的族群,有效地以其語言對抗外省籍的政治文化優勢。同樣地,三三作家群夸示的傳統風格也有鞏固主流語言--「中原」和文化的象徵--霸權的作用。更進一步言之,他們所喚起的古中國意象有助於其重申其與台灣原住民乃承襲相同文化傳統之論調,而藉此暗示二者同具中國身分。(注13)

    「三三現象」以此吸引了一批年輕敏感心靈的參與。這些年輕人正在懷有浪漫戀情夢幻的年紀,不能也不願忍受社會既成規約的束限,他們嚮往「三三」作品裡對清教徒男女禁忌不激烈反抗、卻故作無知天真的不予理會態度;他們對社會的種種現象沒有深入了解的機會,然而卻被可以這樣簡單批判社會的現成語言所吸引;在七七、七八年的時候,「三三現象」及「神州現象」加起來,在台北都會區還頗有與鄉土文學抗衡的姿態。(注14)

    在鄉土文學運動中提倡的台灣「鄉土」,與朱西甯、余光中等大陸來台作家情感認同之鄉土不同,後者形成了反對陣營。三三文學集團身受父執輩的影響,當年的朱天文認為「鄉土文學後來變了質走了樣,都是缺乏一個大的思想和情操來統攝」一席話無疑衍生至其父所論「即使所謂的鄉土文學可以一時風行,只怕終將會流於地方主義,規模不大,難望成其氣候」,朱西甯認為氣象寬宏者莫如「三三集刊」、神州詩社。(《鄉土文學討論集》)(注15)

    如果說七0年代是「艱苦東挪西湊努力調整、維持神話的年代」(楊照語),三三集團就是神話的末世忠貞信徒。三三成員受師長輩精神的傳承,在情感上認同且依戀「故國」。面對鄉土文學論戰,「遂變得十分焦慮」,因為成長經驗中「屬於我的『鄉土』是無論如何都無法合於論戰中的標準」。(朱天心語)(注16)

 

四 神州詩社文化意識的形成

    「神州」創立於六十六年一月一日,是由馬來西亞僑生所組成,主要成員有溫瑞安、方娥真、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等。

    大馬華裔子弟留學台灣(簡稱「旅台」)作為留學中國(旅華)的替代與延續,對於華裔子弟「內在中國」的構造起著難以估計的影響。首先是國民黨政府宣稱它擁有包括內蒙古的版圖,這說明了它也參與了對中國的想像。這一想像需要意識型態的支撐,那便是三民主義和中華文化。在偏安的劣勢中,國民黨在現實中難以和實際的中共抗衡,因而它轉而向歷史和記憶求救,把華裔子弟編入「僑生」的行列裡,企圖在時空錯置中從他們身上喚醒原屬於他們祖輩的記憶:參與國民革命和中華民國建國抗日的歷史。於是這些學子又被投擲在一個類似前代「旅華」的時代氛圍中,面對的是文化或政治上的「重新中國化」(注17)

    選擇作為一個「華人」往往也就選擇了一些客觀上可以認定的指標:血緣(歷史)--文化(大、小傳統)等,這就需要一個特定的管道,以及一個不斷建構的過程。從小接觸的方言、禮俗、節慶、傳說等等,構成了對中國的初始情感,模糊的中國意識,….然而由於處在一個多元文化、種族分歧且業已現代化的社會,在諸多現實的考量和工具理性的運作之下,必須透過辛苦閱讀才獲得的「中華文化」也因為缺乏實用價值而失卻吸引力,熱切擁抱者必然是少數中的少數,因而他們很容易的自居文化精英,甚至是選民,而把中國文化視為一種信仰,甚至接受了箇中蘊含的美學邏輯(文的優位性),標舉高雅,而延伸出一種「士大夫情結」。就在這裡,「意識」已從模糊的心理憧憬轉化為具有強烈實踐性的意識型態--雖則也許只是創作上的書面實踐。作為自許中國特色的創作者,面對文字時,他們必須去除異質環境中的異質因素,一如他們之重新中國化,中國文字在他們手上也必須純化,進行一種貌似還原的再創造,向一個被認為是屬於中國的逝去的時代投擲。(注18)

    自二二八事件以降,台灣有骨氣、正視現實、肯擔當的知識份子都面臨了各式各樣的整肅和清掃。戒嚴體制下的動員戡亂法令提供了許多方便,常用的兩項罪名是為匪宣傳和台獨--總之是叛亂。從1976年至1980年,其時白色恐怖之勢猶熾,本土的社會運動方興未艾,「強人」仍然硬朗。面對中華文化在現實裡的淪喪,溫瑞安他們必須有所選擇,有所反應。他們選擇接受官方的意識型態,不只是文化上的中國,而且同時還是政治上的,他們是「投身入祖國的熱血行列而來的」。(注19)

    對於台灣,他們的認識也恐怕只是救國團式的,僑委會式的,是一個「復興基地」,中國的替代品,非久居之地。他們的中國意識侷限了他們的目光。更由於戒嚴,他們一方面反對西化的台灣文學,一方面熱烈擁抱想像中的赤縣神州。卻似乎無暇注意二二八以來,美麗島事件之前之後一系列知識份子因爭取言論自由遭受迫害的事實。而方興未艾的,台灣本土的知識份子的政治社會運動,也不可能和他們產生共鳴。(注20)

 

五 神州詩社的文化使命

    溫瑞安:「我們活在現代,活在無根的現在,讓我們痛苦的站起來,走回傳統,走回傳統和古典去。」

    溫瑞安:「我們辦神州社也正是要為這春意更添一份繁華,更增一份正氣。我們必須人人奮發為國家文化做點事,才能自強,而且把僑民的生活與所受的煎熬都改善過來。江山萬里,仰天長嘯,才是人生一快。」

    溫瑞安:「每日晨起唱「國歌」或「社歌」,卻被鄰近目為異類與幫派,中秋拜祭亦視為邪教,今年中秋再阿里山途中奮起湖拜祭時掛國旗,一位姓史的警員竟當時衝進來強迫要我們撕掉國旗。偶談及眷戀之祖國山河,都被看做是「立場可疑」,實在令人長嘆,難道那一片山河歲月,不是我們的歷史家邦嗎?我們不是要熟悉她、仰望她、熱愛她,才能熟知我們文化的根、歷史血脈嗎?」

 

六 美麗島事件(1979年12月底)的轉變

○ 用90年代流行的語言,我們可以拿「發現台灣」來形容70年代的思想核心。不過七0年代當時的人自以為發現的是「中國」,而不是台灣。(注21)

    七0年代結束於美麗島事件,這社會上一部份人士之為反逆、為罪惡,另一部份人卻為之喝采、為之激奮,似乎正象徵了台灣走完了社會集體人格分裂的階段,分裂的事實已經表面化成了不同人群的直接對抗了。對抗,於是成了80年代的主題。(注22)

    美麗島團體在公開審判中主張的,由包括台灣人、大陸人的台灣住民決定台灣前途的「自決論」,及其背後的「台灣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皆在此契機下,逐漸成為民主化運動的中心意識型態。(注23)

    對曾經捲入鄉土文學論戰。以及曾受鄉土文學論戰啟蒙的文學新生代而言,「美麗島事件」除了意味台灣民間社會試圖掙脫威權統治,爭取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外,更重要的轉變恐怕是,他們逐漸體察了爭奪「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的戰略意義,逐漸認知到要對抗一個無所不在的威權體制,唯有進行全方位的抗爭才可能完成,因而如何突出「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地位,構築一套精緻、系統的「反支配論述」,就成了80年代啟幕後,最鮮明的文化徵候。這個文化大氣候放在文學的領域內,便是「台灣文學」的精神形塑和歷史定位的蔚為風氣。(注24)

    自高雄美麗島事件之後,更刺激了台灣作家與詩人的再思考,許多新生代的作家與詩人更紛紛投到台灣文學的陣營。通過1982年創刊的「文學界」,整理台灣文學史,討論台灣小說家與詩人的作品,台灣文學史的研究,在台灣逐漸展開,並且跟台灣史的研究遙相呼應。(注25)

 

七 政治神話崩解後的神州與三三

    溫瑞安、方娥真以「為匪宣傳」的罪嫌被拘留三個月,神州詩社瓦解,之後

兩人遣送回馬,又因大馬的堅決反共被迫遠渡香江,溫芳兩人漸漸走向通俗文學之路。

○ 楊照:「其實我清楚記得自己決定離開『三三』的感覺。我發現我自己的生活撕裂成為三個,甚至多個無法交涉、對話的部分。一部份是閱讀黨外雜誌到美麗島事件衝擊下的政治反對意念、一部份是大學校園裡按學院派行規教授的中國歷史、一部份是「三三」特別的哲學、文學世界」(注26)

    現實環境的變遷使得他們無法在耽溺與自慰中沉浸太久,在政治立場上,當年以「正統中國」為信仰,正應合於官方立場而顯出較本土派的優勢,多年後當政治生涯翻轉,從「御用文人」跌落至「畸零族群」,在失敗的局勢中落於尷尬的處境。(注27)

    從主流輪為畸零,朱天文、朱天心作品反映的「身分認同」問題一再被討論。朱天文近作《荒人手記》是寫作生涯邁向圓熟顛峰備受肯定的力作。透過眷村出身的同性戀者,書寫無所託付,書寫畸零與荒棄。也書寫「那個幸福的年代,只知相信,不知懷疑」逝去的憑弔:「過去我渴望能親屢之地,那魂縈夢牽的所在,根本,根本就沒有實際存在過。」(注28)

 

問題討論

1 三三集團與神州詩社的「中國」一詞究應如何闡述、定義?

2 不同的國族想像社群間在文學上如何實踐?如何使傳統中華文化成為民族國家這個「想像社區」的隱喻或寓言?

3 建構國族的想像過程如何成為真實?

 

 

注1:取自<在君父的城邦--三三文學集團研究>(上),莊宜文,國文天地十三卷第八期,國文天地出版社,頁59

注2:取自中央大學碩士論文<接受觀點下的戰後台灣作家與紅樓夢>,朱嘉雯,民國86年

注3:取自<朱天文與台灣文化及文學的新動向>,張誦聖,中外文學22卷第10期,民國83年3月,頁81

注4:取自<浪漫滅絕的轉折--評我記得>,《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戰後文學史散論》,楊照,聯合文學,84年10月,頁151,152

注5:取自<文學的鑿石者--作家朱天文專訪>,文訊,1998年3月

注6:取自《台灣30年》,茅家琦主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

注7:同注6

注8:同注2,頁72

注9:同上,頁74

注10:同上,頁75

注11:同上,頁75,76

注12:同注4,<兩尾巡迴遊的魚>,頁163

注13:同注3,頁82

注14:同注4,頁155

注15:取自<在君父的城邦--三三文學集團研究>(下),莊宜文,國文天地十三卷第九期,民國87年2月號,國文天地出版社,頁64

注16:同注15,頁65

注17:取自<神州:文化鄉愁與內在中國>,黃錦樹,中外文學弟22卷第二期,頁130

注18:同上,頁142,143

注19:同上,頁151

注20:同上,頁157

注21:取自《70年代懺情錄--理想繼續燃燒》,<發現中國>,楊照,時報出版,1994年12月10日,頁132

注22:同上,頁131

注23:取自《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若林正丈,月旦出版,1994年7月,頁135

注24:取自《世紀末偏航--80年代台灣文學論》,<一個反支配論述的形成--80年代台灣異議性文化生態與文學>,蔡詩萍,時報文化,民國79年12月15日,頁451

注25:取自《創造台灣新文化》,張炎憲,前衛出版,1993年4月,頁87

注26:同注12,頁165

注27:同注15,頁66

注28:同注15,頁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