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報告

 

第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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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

中國古典文學家在其作品透露對不朽的期待和焦慮,「不朽」與「傳世」,也就是永遠被後人記得甚至瞭解,是文學給人的保證和誘惑。這些擁有高度文化資本的文學家,玩得起「不朽」的文學創作遊戲,那麼那些不具備足夠文化資本的人,要怎麼參與「不朽」的遊戲呢?他們也許也曾想要發而為詩,但是他們做不到,或者,就算他們的情感轉化成文字,也只被當作垃圾丟棄。在這個不朽與消蝕,也就是記憶與遺忘的結構裡,不具備足夠文化資本的芸芸眾生佔據什麼樣的位置呢?為什麼中國古典文學會給文人這個不朽的承諾?


在文學創作實踐上,與不朽和消蝕的文人心理相對應的,是舉隅法的使用,用(殘存的)部分代替(失去的)整體來跨越「時間、消逝和記憶的鴻溝」[1],作者與讀者都沈浸在往事之中,從這之間產生的距離引出一種美和魅力(這就是藝術)。


「引起回憶的是個別的對象,它們自身永遠是不完整的;要想完整,就得藉助於恢復某種整體。」[2]完整發生在茫茫的往事回憶中,雖然個別的對象不完整,但是,沒有這些不完整的個別物件作為遺留下來的痕跡,來阻止忘卻和抹消,記憶也就完全不可能了。這些個別的對象,可以稱為餘物,比如李龜年在杜甫及經歷過唐朝興盛時期的士大夫的眼裡,他們雖然是活生生的人,卻在整體結構中有餘物的意義、功能、和作用。圍繞著這些物件(斷片)的是一個廣闊的幽靈,幽靈來自過往,是因為這個過往讓物件變的有特殊意義,可以連結,可以有引路人的作用。「在我們眼裡就有了會讓人分辨不清的雙重身份:它們既是局限在三度空間中的一個具體的對象,是它們自身,同時又是能容納其他東西的一處殿堂」。這本書「就是要講述這樣的殿堂,以及它們同那些恰好身居其中的人的關係」。[3]


語詞可以凝聚失落的痛苦,使它成形,同時,又好像是要遮蓋他們,既成形又遮蓋,在遮蓋中呈現,若隱若現下,往事、幽靈、失落,更具有誘惑力。詩意,「來自沒有付諸文字的東西」。(8)


「記憶力使他們意識到自己失去了某種東西,由於這種失落,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現在有了新的價值。」(7)


過去可能是對現在的約束,必須遵從祖先的話,祖先的訓誡,小心翼翼的遵守,並且祭拜他們,在祭拜中重新奠基、確認祖先所留的訓誡,讓它似乎亙古不變。尊崇過去的人,可能帶貶意地被稱為「墨守傳統者」,優雅一點的說法是遵從古風,但是,古風的權威性何來?為什麼有些人會相信古禮之權威?對過去的東西抱有「盲目的信心」和「盲目的希望」?

[5]這種無視現實狀況的人是會被恥笑的,就像王子朝一樣。孔子將周禮轉化為一種美好的可能性存在,周禮應該被追求,但是又不可能完全地恢復,在這個追求的活動中,過去被巧妙地擺置在未來的位置上。


宇文批評了兩種運用過去的方式:1. 過去作為借艦,是一種披著歷史外衣的功利主義,「是為了讓讀者從中得到啟示,弄清楚在今天怎麼做才最有利」;2.「把過去同現在進行比較和對照」。


「要真正領悟過去,就不能不對文明的延續性有所反思,思考一下什麼能夠傳遞給後人,什麼不能傳遞給後人,以及在傳遞過程中,什麼是能夠為人所知的。只有在世俗的傳統裡,人的行動才會具有永久的價值和意義。」[8]可以領悟過去,是因為記憶的鍊鎖沒有斷,在含有差異的重複中,完全的忘卻沒有發生,延續性在傳遞中完成。面對過去的時候,我們不斷地思考什麼該留什麼該捨的倫理問題,不斷地必須做決斷,我們在前人的決斷中理解前人,他們給了我們侷限。在傳遞的過程中,普同性是必要的嗎?在傳遞的過程中,獨一性和普同性是什麼樣的關係?所謂世俗的傳統,是對立於宗教的永恆不朽、來世、或天國的觀點。所謂世俗,就是人必須告別他們眷戀不已的人世。是這個必然的結構讓焦慮和悔恨更加自給自足(feed on themselves, memory-wrath),「文明所以能永遠延續發展下去,最重要的是因為它的結構來自它自身」。[9]人的行動,因為預期了盡頭,而帶有永久的慾念和痕跡,「只有得到不斷傳遞下去的許諾,人類的行為才有希望超越有限的現在而繼續生存」。[10]


一、 黍稷和石碑:回憶者和被回憶者
回憶者與被回憶者形成記憶的鎖鍊,回憶者因為他「回憶的行為」,而不是他所「回憶的內容」,成為被回憶的人。我們回憶前人時,發現前人也在回憶前人,後人也可能這樣回憶進行回憶的我們,因此產生了疊影,個個獨一的名字的疊影,「我們記住了記憶者」。[11]例:硯山的墮淚碑、孟浩然、歐陽修。回憶的鍊鎖變成可以反覆進行的典禮儀式,那麼消失了的有個性的東西是些什麼呢?是被扯平的各位先人的名字和事蹟嗎?


二、 骨骸
骨骸一方面是物,就像一口舊杯子一樣,一方面又是人,因為生者都知道骨骸是從何而來,就是人死後腐化所剩,已經無法標明身份,充滿模糊和不確定,「代表了一種失落」[12]。最直要的是,骨骸會提醒與之遭逢的生者,有一天,他們也會同他們一樣,變成與塵世完全斷絕,眷戀只是徒然。莊子的髑髏就是建立在挑戰生者明知死者已遠的痛苦上,在可能的不可能中讓痛苦變得分明,像是荒謬劇。生者面對死者或骨骸的反應很有趣,那種明知他已經聽不見、毫不在乎,卻硬要把他們拉過來同我們說說話的看來很稀鬆平常的狀況到底是怎麼回事?「活人的社會堅持要與死者保持形式上的聯繫」[13],「我們仍然克制不住要與他們交談的慾望,控制不了想把他們套進人際關係這張大網裡去的衝動」[14],因為「死亡最令人恐怖的是要離世遠去,是由此而來的孤獨,是斷絕與人類的一切往來」。[15]例:謝惠運的〈祭古塚文〉(並序)。王守仁的〈瘞旅文〉。宇文不是要去批判這個現象,說這個現象有多麼自欺欺人,他是抱著同情和理解這個世情的態度,來指出一種普遍的「人的感情」。[16]

第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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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vided City: on Memory and Forgetting in Ancient Athens I


• 分裂的開始:Peloponnesian War(431-404 B.C.)
• City and Polis / Historians and Anthropology
Linking the divided city with the peaceful polis- a project caught betwee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urned out to be a less serene task than one might at first have hoped(however unadvisedly), especially when it became apparent that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avoid questioning what the polis, as a thinking and willing authority, was for the Greeks.(10)
QUESTIONs
•為什麼Loraux試圖從衝突(conflicts)的觀點重新詮釋古希臘史詩與三聯劇?
希羅多德的史觀呈現直線以及完整的面向,與Loraux的看法產生衝突,所以L小姐是想表達『表面和平下的真實破碎』這樣的類似觀點嗎?
•關於city與個人的關係,是不是也是另一個衝突的產生呢?希臘人無法接受特立獨行的人,但卻以獨特的城市性格為傲,那麼在這個具有獨特性格的城市裡頭生活的人們,是不是都普遍的被壓抑了?


The Soul of the City


城市的靈魂?城市怎麼會有靈魂呢?為何要說城市有靈魂?第一,希臘人自己也使用這個譬喻;第二,說城市有靈魂是因為Loraux在方法上將古希臘的雅典視為一個主題/主體(subject);第三,佛洛依德和柏拉圖兩人都用個人和城市(國家)之間的來回類比來理解個人和城市,受到他們的啟發,而且柏拉圖的文本可以當作研究的材料,所以Loraux 也採用擬人化的說法,在個人和城市之間的來來回回的摩擦和類比中(比如嘗試思考集體壓抑),來論證衝突作為政治的基礎,忘卻與抹消作為永遠必要的政治工作。

@ 要怎麼處理stasis(瘀血、內戰、起義、反叛、暴動、動亂)這個字呢?
與其說處理它,不如說不想處理它,擺出若無其事的樣子,讓它不帶政治性,在政治的定義中預先排除了衝突。希臘人用一切手段和說法讓stasis這個字被排除在城邦之外,這樣才能維持城邦的一體性。萬不得已的時候他們也會承認stasis內建於城邦,是一種手足相殘的情況,是城邦的先天性疾病。在Loraux看來,這一切為了確保前一項定義的說法和操作都是在否認stasis是城邦持續存在的條件和狀態。仇恨和m?nis也都遭到否認。 “Still, we will let all this be a thing of the past, though it hurts us.’ This is the cue for the official exit of memory. Yet we suspect that, in all its deliberateness, such a forgetting leaves traces.” (66)
對Loraux來說, “Stasis, then, would in fact be something like the cement of the community.” (67) 衝突是共同體的黏著劑(集體下的個人所共有的傷口?追悼共同體?)。

@ 一個令人感到不便的字:kratos(優於、佔上風、勝利,其中引含了比較和分裂)
Kratos這個字不能在論述中出現,因為它代表權力的不平衡,它會破壞統一、和諧的城邦形象。制度性的公的力量(arkh?, the name of institutional power)是他們在公共論述中比較能接受的字眼。就連暗示人民一方勝利的d?mos也不被喜歡。總之,即使是安全的大多數(民眾),但也不要去談論,讓事情不知不覺最好,他們乾脆不去命名他們的政權。(以上為了說明古希臘人多怕聯想到分裂)

@ 謀殺的痕跡
西元前462年,Ephialtes,希臘民主的奠基者,被設計謀殺了,但是他卻絕少被憶起,只被輕描淡寫地帶過,甚至沒有介紹他的一生的書籍傳世,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民主的歷史不能/曾有紛爭。懷疑Ephialtes根本不是被謀殺而死,或是他不是希臘民主的奠基者的說法,都是在推進對他的謀殺事件的遺忘,因此帶出對他的二度謀殺。然而,在這些扭曲的說法中,要抹除痕跡是困難的。

@ 一個政治歷史學家可以從佛洛依德那裡得到什麼啟發呢?
“The Greeks themselves prompt me to attribute to the city a memory that resembles that of individuals because they are the ones who, under the rubric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the analogy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individual.” (78)將壓抑和否認的概念運用到集體上,可以作為研究身份的一種途徑。

@ 關於個人和城邦
“The city is a subject because it can be attributed with a soul.”
“The city has a soul.” (79) 跨越(transference),在研究方法上,用來表達在城邦和個人間來回思考。個人是城邦的起點(公民的性格生出憲法)和目的(城邦必須像是一體的個人)。城邦可以是提供我們理解個人的典範(因為城邦賦予一切意義)。它是靈魂的模型,也是靈魂的榜樣。憲法之於城邦就像靈魂之於個人。靈魂最後變成了城邦。城邦中會有不同的團體,但靈魂呼求一致。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完美的城邦在於靈魂中,和諧佔主導地位,然而,和諧可以佔上風是因為理性的kratos是唯一合法。

@ 柏拉圖化嗎?(of course)
為什麼討論城邦的壓抑都必然轉向柏拉圖呢?他的作品提供了一個思考方式—在衝突政權中的靈魂,若將城邦視為主體,它或許可以回答問題。
“Then we would acknowledge that faced with the fact of kratos or with the reality of conflicts, the city behaves as a subject that is divided and torn apart, as if—as Plato would say—the inner stasis of the soul prevented the soul of the city from confronting politics in its reality.” (84)

第三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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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vided City: on Memory and Forgetting in Ancient Athens II


Under the Sign of Eris and Some of her Children
(兩面性、雙重性、黑夜白晝、善惡、好壞)


家譜:Night(邪惡力量)-Eris(衝突)-Ponos(勞役)&Oblivion(遺忘)&Oath(發誓)

@ Eris(厄里斯)
希臘神話中夜與阿瑞斯之妹所生的女兒。較晚的一個故事說,她在珀琉斯和忒提斯的婚禮上投下一個「屬於最美者」的金蘋果,引起赫拉、雅典和阿佛洛狄忒之間的爭吵,而成為特洛伊戰爭最初的起因。「厄里斯」在希臘語中意為「紛爭」。內涵對立(antithesis)、矛盾(ambivalence)的意義,這個矛盾可能具有構建(constitutive)的力量。她黑暗、充滿仇恨、可怕,但對城邦生命而言又是必要的,這是她正向的一面。Oblivion和 Oath也具有這種特徵。

@發誓既是城邦和平的基礎也是會帶來衝突的詛咒。衝突(eris)被掐住的聲音是城邦共同體最強大的聯繫,市民誓言遺忘的對象也回應了衝突的聲音(91-2)。

CHAPTER FOUR The Bond of Division(分離的連結?)

The Strongest Unbinding


柏拉圖式的語言:政治共同體內的每個人的連結讓它成為一個整體。連結必須牢牢繫緊,否則就會分崩離析,分離的威脅一直存在,市民必須時刻注意是否鬆懈,才不至產生仇恨和衝突(94)。
Loraux式與希臘式的語言:同一個字可以用來繫綁結盟的結和爭鬥的結。和解是斷裂的連結。所有的連結都會臣服於鬆解的過程。內戰就是鬆解。
“To save the community, then, we must attempt to unbind what dissociates”(96) 在一起的可能性再生於分離。必須梳開糾結。
衝突是發生關係的方式,和平在解決衝突中,共同體在於解開結怨的結而產生的和解的連結。
Of the Meson(assemblies, agora, battlefield) and its Functions
Meson: “the center of the city, common to all, and the place of sharing that furnishes equal and interchangeable citizens with a space for speech or action on behalf of the koinon (that which is common)”(98)
Agora: gathering(擠滿戰鬥的人群、變成兩個對立的集團、訴訟正在進行、言語激辯、以性命作賭注)
Ag?n:具有衝突的性質,像比賽又像戰鬥,是法律的搏鬥(99-100)。
「衝突,幾乎尚未被馴化進ag?n,已經在城邦之中了」。(100)Solon是中間調停者。他們不喜歡勝利這個概念,因為它暗示分離。Stasis感染整個城邦,中立不存在,冷漠的市民等於政治死亡,每個人都必須選邊戰鬥,直到重新創造一個新的整體。
Stasis: A gegensinn(在希臘政治傳統中和homonoia相對、 “the noun of agitation/rest”(105))
城邦的致命混亂是分離(division, dia-stasis)而不是stasis。Stasis的公式可以均質化(equalize)對立兩方,到可以互換(interchangeable)的程度,Loraux叫它做「朝向對稱的希臘傾向」。(107)Stasis可以用來表示對立團體的每一方。Stasis是靜態中的運動(movement at rest, a fixed explosive),一個不屈服的前線,為城邦帶來弔詭的統一。“with stasis, the city as a whole is at stake”(108)
Kuke?n, Movement(eris, polemos, stasis) and Division
Kuke?n(n.混合)、kuka?(v.攪拌、攪動agitation), Heraclitus思考一條奇怪的律則,它要求“the mixture to be stirred up in order to avoid division”(108)。沒有活動、運動,就是分離,就會有diastasis。 “For Heraclitus, the safety of the city implies movement.”城邦就像混合物,「只有攪動才能保證這個過程成功:和諧不是靜態的」。(109)

@ Heraclitus 赫拉克利圖斯(西元前?-460)
希臘哲學家,生於以弗所。雖然他的著作僅存片斷,但似乎可以看出他認識到一切事物都是由對立面(如冷熱、乾濕)所組成的。由於對立面不斷地相互鬥爭, 因此一切事物永遠在變化之中。變化受宇宙理法(Logos)即秩序與理解的原理所支配。
Conflict Suspended
敵對武裝的雙方在衝突中形成共同體連帶—死亡之結,均勢就像拉緊的獸皮。雙方軍隊的心跳均一致。戰鬥人員如此貼近,混合在一起。
The Harmony of Ares
Empedocles:harmonia是沒有縫隙的接合(joining),衝突消失,它是不透光的黑暗,以致無法分辨和選擇,它既是原則也是實現。
Heraclitus:接合(fitting)意味維持緊張關係,是戰鬥中的和諧。
“ ‘Harmony’ as a model of civic joining is what is at stake in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agreement and disagreement in Greek reflection on the polis.”(118)

@ Ares(阿瑞斯)
希臘的戰神。宙斯與赫拉之子。常被希臘人看作為敵對的神,而不像在其他神話中那樣是本民族的神。他代表交戰中突發的暴力,常常幫助外邦而不幫助希臘人。Spirit of War。“Ares often embodies the bloody law of stasis during the classical period”(106)。“Ares who settles differences and assembles”(98)。The Joiner。An Ares of city life。他在戰神之丘上守護訴訟的和平、維持城邦的一體性。殺手戰神—社會連帶的守護者?(120)
Greek Questions
人類一開始就有衝突,反映在神話裡,尤其是依里亞德,這是人性,Achilles 是代表。 “in the beginning (preserving the full ambiguity of the word), the Greeks instituted conflict (122)”。

第四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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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vided City: on Memory and Forgetting in Ancient Athens III

為什麼在Hesiod的《神譜》中,衝突(Eris)和誓言(Horkos)分別佔據兩個世代的最受尊崇的位置?兩個世代,上下相連承接又獨立分離,這樣的安排有什麼寓意?(123)
誓言和毀誓者之間的關連,好像誓言是為了懲罰毀誓者而存在,誓言必定伴隨毀誓者。(123)
是因為誓言總是會提到衝突—不管是預防還是終結stasis—所以它的內容被認為比起誓的模式重要?(124)
Loraux注重的是誓言的政治面向以及誓言的語言和表達(utterance)—它一定會召喚眾神作見證,用一種肯定的或約定性的公式。(124)發誓是一種言說行動(speech act),誓言只有在包含起誓者對自己的詛咒的情況下才是完整的。關鍵在於誓言和毀誓(perjury)之間的共謀。(125)

@誓言中的毀誓 (Perjury in the Oath)
毀誓帶來的災難從一個相反的角度見證了誓言的崇高價值,毀誓的否定性在Hesiod和Thucydides都是焦點。(125)必須要有讓起誓者害怕的後果是起誓的前提。誓言本身就是否定性的呈載者。天譴(scourge)會帶給人類最大的破壞。(126)但是,災難是報應在毀誓的個人還是全人類呢?Hesiod的回答似乎是報應在全人類(the entire group)身上。Hesiod的《神譜》向我們揭示:誓言就是生來傷害所有逾越他的人,而不是因為有誓言所以有毀誓者這樣的因果關係。(126)暫且擱置語言學家的爭論,Loraux認為古代的思想著了[毀誓]的魔,到了謀殺與假誓(epiorkos)同罪的地步。在古希臘沒有法定的偽證罪,真正的處罰不是來自人的正義,而是來自神的制裁。(127)但神的報復來得太慢,西元前五世紀的希臘人會偏向市民正義的當場的立即處罰,但也顯示神的制裁不曾被取代。雖然引來神的見證只是起誓的慣例,但是大家還是認為神會追索那個毀誓者尋求報復。在我不會想起這樣的誓言中,口語儀式的咒語力量仍然且總是被認為會自發地執行懲罰行動。(128)起誓的人都被密封進自己下給自己的詛咒中,是他的誓讓他的行動變成罪。誓言的力量主要來自不能收回的言說(the enunciation of words that cannot be “unsaid”)。希臘人這麼相信,可以在Aeschylus的悲劇中看到,雅典娜勸復仇女神不要對雅典說出不顧後果的詛咒的話來。沒有詛咒的可怕效果不是得力於女人、牲畜、土地的豐饒多產。(129)

@ 言說行動與它的效果 (A Speech Act and Its Effects)
城邦或其他的政治或社會群體常常利用發誓來奠基或加強共同體連帶。他們很小心地不要去削弱、否定言說行動的重要性。(130)詛咒的公式可以補足法律,由行政官以城邦之名,下詛咒給不知名的麻煩製造者及其後代,列舉所有可能的踰越。言說儀式給誓言帶來力量和存在。(131)詛咒本身就已足夠,誓言只是和它的詛咒一樣有力而已。發誓者的身分,由他所冒之險畫出輪廓,是陰刻描繪,一個人只能失去他所擁有的(土地、牲畜、自我的延伸),甚至是他自己(自己及後代)。(132)從史詩或戲劇的再現中可以看出,希臘人覺得個人(尤其君王)的罪或毀誓會使整個城市消亡。那如果是普通百姓毀誓呢?就不會造成危害嗎?一個接著一個地用第一人稱單數來發誓,發誓實踐和諧,Loraux看見了相似的邏輯,藉由把詛咒導向自己,潛在的毀誓者區分他自己和城邦,他聖化(準備犧牲)他自己,而挽救城邦,就像復辟的民主數算不忠者是為了挽救城邦整體。(133-4)

@ 詛咒之神和戰神 (Arai and Ares)
從Delphi的Amphictyons的誓言來看,它的詛咒是針對所有人,而且在它詛咒貧瘠和絕子絕孫之間,出現了代表衝突的場所—ag?n,包含戰爭、訴訟、和政治鬥爭。這個誓言不是採抹除的策略,相反的,它正好揭示了Oath是Eris的兒子,誓言是衝突之子。對伴隨發誓儀式的犧牲儀式的研究也會導往衝突的方向,城邦的和平通常是在它受到衝突和反叛威脅時才會被提到。(135)Areopagus,戰神之丘,謀殺訴訟案進行前都要進行犧牲和發誓儀式,兩者其實是重複同一個動作。犧牲品的特徵—公的,常常是豬,加上公羊和公牛,在Areopagus舉行—似乎表達了誓言、衝突和戰爭的關係。羅馬的戰神Mars也是用類似的方式祭拜,他具有復原混亂的能力,因為他具有戰士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儀式的地點在戰神之丘。(136)和發誓有關的神還有復仇女神,她們被馴服在Areopagus,負責保存邪惡的記憶,訴訟雙方必須當著復仇女神的面發誓。除了依些經常被提到的官方的保證人性質的諸神(Zeus, Ge, Helios),戰神在誓言中也很有地位。因為他用戰爭來賭上共同體的未來,相反的,也能保護它免於戰禍,在此時,這位被轉化成裝配者的破壞之神,彷彿在誓言中繁衍開來。(137)

@ 誓言在城邦中(Oath in the City)
發誓,嚴肅的言說行動,是城邦生命的根本,以至於很難區分誓言和法律。誓言的地位在法條或官方文件中都很重要,它是他們的可靠性來源。(138)因意見不合而產生的衝突也可以經由發誓來解除。誓言依舊和形容詞karteros相關連,karteros表達了意見不合。在《神譜》中,Styx生出了Kratos並且讓她的強有力的孩子變成Zeus的助手,所以Zeus讓她變成眾神的大誓。誓言,在希臘人的世界裡,具有力量,不管在神話中還是真實的政治生活。(139)
誓言來自衝突不和,因此它也是對抗衝突的武器。為了反思在政治角力中誓言的地位,我們必須記住這樣的緊張關係,它是horkos的根本形像。內戰在希臘的認識裡屬於謀殺的範疇。開庭前,訴訟雙方的發誓,就像是對手之間的法律宣戰,選擇各自的立場,定義他們的不同意見。(139-40)謀反者是以新誓言結盟對抗原來政體的誓言的團體。尤此看來,任何歧異都可看作兩種誓言的角力,是誓言之戰。而為了重建穩定的統一的單位,誓言必須重新定義協調。而且,還必須用言說行動的力量(前提是它的有效性始終沒有受到傷害)廢除之前反叛份子的誓言(140)

@ 「我將不會記起不幸」(“I Shall Not Recall the Misfortunes”)
對歷史學家來說,正常性和平庸性不存在。(141)
Demophantos的法令:所有的雅典人整族整村的人都應該舉行犧牲來發誓殺死這樣的人。以下是誓言的內容:「如果在我能力之內,我將會用言詞和行動殺死他。」
Loraux對市民範疇和個人姿態之間的互為補充感到興趣。根本點仍舊是這套發誓公式全體適用。每個雅典人同時是市民也是個人,一方面被包覆在制度結構中,一方面也用他自己之名來發誓。(142)
為什麼要用否定的形式來發誓呢?比如「我將不會記起不幸」、「我將不會殺任何人」。為什麼要在誓言中放棄自己的kratos呢?透過語言把最可怕的表達否定掉有什麼效果呢?(143)
將被放棄的敵意包含在言說中,誓言可以、必須放棄記憶,因為不幸的記憶就是仇恨的記憶。因此它翻轉了復仇政權的復仇公式—我永不忘記。城邦禁止各個公民出於怨恨而撤離自己,城邦也禁止針對他者的主動回想。透過大赦,記憶被言說行動的有效性隔絕,因此城邦可以維持一體繼續存在。(143)

第五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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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vided City: on Memory and Forgetting in Ancient Athens IV

Politics of Brother


•enemy brothers?為什麼敵人也可以成為兄弟呢?如果只有單方面的怨怒,是不是就無法構成相互的關係,如此一來是否可把敵對的雙方當作是一對吵架的兄弟看待嗎?如果上面的假設是成立的,那麼希臘雅典城邦之間的關係也可以這樣看待嗎?所以stasis無所不在也無法避免嗎?
•Brothers Against Stasis and the Stasis of Brothers(以stasis為背景的兄弟,以及內戰所產生的兄弟?!)
共同血脈的建立,象徵上的宗族關係。藉由這個關係來聯繫城邦與市民之間的關係,用來鞏固遺忘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嗎(199)?"The terrible couple(聯想/聯繫) of brotherhood-and-death”(200)親人之間的戰爭(而且必須有輸贏與流血),為什麼希臘人希望以這種方式詮釋個體與個體間的連結性?如果我們有著宗族上的羈絆,道德上就必須更寬容對方嗎?那麼,集體遺忘的記憶在這裡真的算是消弭傷痛的表現嗎?
•What Is a Brother?(The relationship of same with same)
一個用來思考如何界定相互關係(reciprocal)的方式(from same to same, self to self),例如友誼(friendship/philote, philia)。要怎麼用柔軟的方式處理利害關係?而經過傷痛以後,要怎麼用記得但不計仇的態度維持彼此關係?
•The City of Brothers
To Mix all the citizens(205),將所有居民當作自己的親戚,城邦與城邦之間的互動關係由彼此對立的直接變的複雜。
『born with』、『relative』
Kasignetoi:cousin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best of companions on the battlefield because they invariably take the correct side in a fight- with and not against.
•Kinship Put to the test of Conflict(親屬關係對衝突的試驗?)
將家族謀殺(family murder)與城邦內戰(civil war)作為類比項目,兩者都算是一種無法宣揚的家醜,但彼此間的嫌隙卻不能被擴大也無法及時縮減,所以stasis因此成為一種鏡相狀態並且試圖維持彼此的勢力平衡?
分裂是怎麼持續的呢?衝突過後用遺忘的方式來確認衝突的存在,就更無法忘懷過去紛爭,因此不但無法回到最初的相互關係中,還因此擴大了彼此的遺憾與不舒服感,所以,stasis才是延長分裂狀態的主因,沒有停滯就不會維持,而停滯在一個充滿遺憾的狀態時,傷痛就更難被撫平。(可以這樣解釋嗎?)

A Reconciliation in Sicily

•How to Come out of a Diaphora(如何走出意見紛歧)
Diaphora, characteristic of disagreement(218)
如果缺乏傷痛作為衝突的緩衝劑,城市便更容易進入分裂狀態。→那麼撫平傷痛是必要的嗎?
在撫平傷痛的時候,所進行的任何活動都是揭開傷口的類似動作,純粹的覆蓋並不能完全使傷者甘心,而撫平傷痛的另一種模式:一命抵一命,又會引發另一波衝突,選擇用遺忘來記憶的方式有什麼風險呢?城市的內聚力(cohesion)與分裂性(division)該怎麼使用才能成為一個理想的城市呢?
•Brothers, Arbitrators(仲裁員/仲裁機構)
誰適合當仲裁者?

第六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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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vided City: on Memory and Forgetting in Ancient Athens V
An Amnesty in Athens


大赦讓勝利的民主黨人獲得舉世的讚美,但就是寡頭與大赦這幾年前後的事就讓之前一整個世紀的輝煌民主(d?mokratia)成為「過去」。
How to Obtain Pardon for a Victory
從當時人對該事件的詮釋可知大家咸認民主勝利、人民勝利、獲得權力。D?mokratia是人民勝利之意,但民主黨人不願意用它,而其他人卻一致堅持民主勝利,為什麼?或許為了提醒民主黨人的責任。勝利者必須仁慈寬厚才能結束衝突。放棄行使正義的行政權就是人民賦予民主權力的最好證明。這是用遺忘勝利來交換遺忘怨恨嗎?他們相信這樣(大赦)才能拯救民主。溫和節制(moderation)才是政治正確。
Where D?mokratia Loses Kratos
Kratos變成一個刺耳、敏感的字。有三種避免的策略:一、用politeia取代d?mokratia;二、否定民主的歷史真實;三、用polis這個永恆的主體來抵擋流變與不幸。民主黨幫寡頭幫還債!這件事情符合愛國主義傳頌了一個世紀,事實上是把之前的恩怨都忘記了(256)。政治就是遺忘的實踐…雅典也因此以其和諧(homonoia)聞名且被我們逃避不了地繼承了(257)。彷彿沒有什麼比共同生活、成為一體的利益來的重要。
A Memory in the Service of Forgetting
民主重建後,城邦的體質似乎不可能再改變了,它已經到了最完美也就是最後的實現(259)。儘管有斷裂,但一定可以跨越並繼承父輩。太近的過去很痛苦帶有反叛的潛力,所以當下都往遠古和起源追溯(政治人物的形象再現)。禁止記憶會不會使記憶加劇?或許該看看recall的部分,而不是否定的部分。和該事件有關的敘述收到禁令的監視,有些言論討論到對抗遺忘。正因為他們都記得過去所以禁止任何人想起它。記憶的禁令改變記憶的定義。[記憶的意志]受到[憶起記憶為何遭限]的庇護(263)。民主黨人只有一直蒙受不白之冤地說我們沒有做不義之事才能讓大家和平共處。

第七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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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uma and the Memory of Politics I

There is no language for it!(7)
•災難過後,經歷災難而存活下來的人,才會有記憶,而這些記憶通常伴隨兩極感受,一是英雄式的光榮事蹟;另一則是晦暗的創傷痛苦。帶著創傷繼續存活的殘存者(living with the pain)對於社會運作起了什麼作用以致於統治官方需要動用某些資源來重構以低姿態的方式或者以一個高壓強迫的方式進行抹除/緩解殘活者與受難者家屬的痛苦情緒呢?
•如何說出/說明/被理解創傷(trauma)?言語的訴說與創傷記憶的重構關係與距離,只有經歷創傷的倖存者(survivor)可以拿捏,但無法以一個溝通的方式進行,創傷記憶是一種單向出口(即使集體創傷的記憶,也是各自獨立存在於個人腦中並不一定相同),溝通所運用的語言是一種社會鏈結的方式,且語言的意義也會隨著特定的時間與脈絡之差異而有所轉換,因此真正可以說出我了解的人,似乎只剩下當事人。然而發聲主體的社會位置不同,也可以創造出不同的語境和社會影響力。
•創傷如何被記憶,延續Loraux的說法,記憶與遺忘的確是相互並存的真實對立,對於是否需要追悼,雖不一定有相同的意見,但政治力量介入(例如戰爭)所造成的集體創傷該用什麼方式覆蓋/撫平/復原?除了紀念碑/紀念館(博物館)/紀念日/紀念組織等機構之外,當官方正式公告『紀念』的必須,是否就已經意味著將創傷納入歷史記載而接受了呢?或者只是一種披著人道精神的抹除行為呢?政府官方進行後續的撫慰儀式之進行,對於官方而言除了強化群體的團結穩固之外,還有其他用途嗎?而創傷這件事情本身所具備的政治性又會在哪裡展現?
The trauma dimension of the political
透過創傷,記憶見證在當代西方的實踐以理解權力、社會秩序與政治的關連性(?)
個人主體/社會群體,個人經歷與集體經驗的相似性推論與檢驗,例如社會秩序與家庭結構對個人影響的雙重性→biopolitics(?)
social practice/language/context對一個政治組織中對於創傷與記憶所製造與再製造的重要性,似乎決定了這個結構對於創傷記憶的看法與回應。
Political struggle disappears because everyone agrees on everything.(14)
Practice of trauma(章節簡介)
Ch2,思考創傷與創傷過後的壓力如何產生、判斷,以及治療。
Ch3,紀念,是為了誰?戰爭的勝利/失敗、人道主義的不安感,或者活人的痛苦與愧疚?
Ch4,其他語彙對於創傷的詮釋,以及對於歷史真實的質疑。
Ch5,證據的結構以及對殘存者分析的討論
Ch6,結論(對於記憶的存在與政治權力規模的討論)
Occasionally, instead, there is a moment of possibility: an opening to trauma time and a recognition of the contingency of political community.


第八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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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uma and the Memory of Politics II
War memorials and remembrance: the London Cenotaph and the Vietnam Wall

TRAUMA TIME / liner narrative time → Struggle的出現
•紀念館的建造本身並不矛盾,其爭議的重點在於社會與政治方面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進行。
•the practice of remembering / remembrance (記憶的過程以及變成記憶之後這中間的矛盾)
•創傷所造成的社會結構動搖/擾動(59)
•永無止盡的哀悼過程以及無法安慰的失落
The Cenotaph(實際上可以算是衣冠塚之類的空的墳墓66)
•倫敦,Whitehall,11月11日早上11點鐘,對於一次大戰的亡靈哀悼一分鐘。此紀念碑的設計並非為了隱藏戰爭所帶來的創傷,相反的它標示出許多無法表達的精確關係(表現在語言中的社會認知?)64
•社會秩序的絆腳石(stumbling block)
Flowers and wreath-laying
•if units were allowed permanent memorials there would be no room left for private wreath.(69)
•所以,公共空間的追悼與私人的追悼產生了衝突嗎?
•鮮花(必須時常更換,所以會不時重新思考創傷所帶來的後續影響嗎?)與花圈所產生的紀念效果的差異?
The Vietnam Wall
•戰爭所標記的比痛苦時刻更勝的創傷範圍,也是紀念日之所以造成爭議的原因
•存活下來的人(survivors)通常都希望被記住自己勇敢面對創傷的面向而不願意被發現他們所封裝(encapsulated)的平凡。
•veterans memorial(退伍軍人紀念) / war memorial(戰爭紀念)
→究竟,要紀念的是戰爭還是戰爭中生存與死亡的軍人
•the wall (honest?):
a. 設計者本身希望塑造一個平靜的區域,安靜但並不封閉。將所有的死亡名字陳列其上,試圖將其展示為一個整體,希望將死亡的真相展現,並且連結戰爭的開端與結束the Wall brings together alpha and omega,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82),期待可以完整這個事件本身thus the war’s beginning and end meet; the war is “complete.” (83),且與這個地球繼續共生。
b. 爭議:設計師的身分是一個美籍的華裔女性;所用的材質『黑色大理石black marble』(暗示戰敗的美國);軍人塑像所站立的位置恰巧就是人們鼓起勇氣走向紀念碑時的距離;黑色石塊所造成的鏡像效果,使生者倒影在死者的名字上,形成一種時序上的交會(而這是環繞與消失可以同時存在的例子嗎?)


The ‘things’(回憶的鑰匙、引起回憶的東西)


已故的越戰參戰人員的親友會帶著一些紀念物來到the Wall之前致意,這是一個與死者溝通的儀式。這些紀念物可能是信件,上面的文字通常是對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的思考和不解(將信件帶到墓地和紀念園區的意義差別是什麼?Kristin Hass認為將信件帶到紀念園區的親友還是想重建一個有用的國家的形象,他們無法擺脫國家,他們彷彿被迫要與國家進行協商),也可能是和軍隊相關的徽章、證書、制服等。
親友的活動的時間性和管理方面的時間性是對反的。企圖與死者溝通是把死者當作活人,依然存在當下,他們外於線性的時間結構,然而,管理方面會每天定期「管理與清除」這些留下來的訊息或紀念物,依他們的時間將他們編排進線性的時間次序中做紀錄與收藏,重新恢復秩序,舉行展覽。The Wall彷彿是一個時間次序「斷裂與修復」不斷重複的特殊時空環境。在這個時空之下,國家、拜訪者(死者之親友或市民社會)、與死者三方互動。The Wall也代表了退役軍人社群,甚至是參訪者社群,國家並沒有那麼地睜著大眼監視(laisser-faire?)。The Wall變成一個死者與親友進行最私密的接觸的時空,親友在此進行只有他們雙方才能瞭解的排外的互動。(丁問:可是為什麼要選擇the Wall呢?親友可以選擇任何一個地方進行他們的接觸。只有在這裡才能成功與死者告別、劃上句點嗎?)
有些親友認為這些越戰亡故人員根本死的沒有意義(裸命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ves and friends of the fallen),就像掉進一個洞裡永遠消失了,而且沒有人願意聽這些「沒有意義」的話語。有一位後來轉任心理醫師的退役軍人說他們是「已到達路的盡頭卻又復活的人」(we’ve already been to the end of the road and come back)(87)。(丁問:是本來該死,照理講已經死的人,但是卻因為種種僥倖和巧合而沒有死的人?路的盡頭是指什麼?他為什麼選擇這一套論述?)「有效的記憶(effective memorials)反映了真實或圍繞創傷,表達了終結的不可能以及不可避免的社會的矛盾」。(87)集體紀念(commemoration)是想透過各種論述或紀念手段將記憶統一化,使其一致,而個人的紀念(memorial)是還沒有被社會的nomos定位和排序的例外(exceptional)。 “Memorials such as the Wall and the Cenotaph are exceptional in that they occasion ‘solidarity in the absence of common beliefs’, or, in other words, by providing space fro that which is unsymbolisable they encompass the realm of the real.” (88) Trauma time與社會、國家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我想這不只是「有序」與「無序」之間的角力,正常和不正常之間的對立,就如老師上次所說,也許國家(或是任何共同體)一直處於trauma time之中,只有一直圍繞著起源的trauma,他們才有繼續存在的合理性。也許trauma time應該理解為相對於已經建制完成的時間秩序,包括已被國家挪用的national trauma,而trauma time 這個概念,相對於其他屬於不理性的、不正常的範疇的概念(瘋癲、性倒錯等),trauma time的特殊性在哪裡?它與主權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The Vietnam Wall, as a mirror, taps into and invokes the imaginary. But the imaginary wholeness that we see in the mirror is interrupted by the real names.”(89)
非裸命的死亡提醒我們斷裂,名字提醒觀看者想像的整全的不可能,而敘述的一大功能就是為了讓真實事件完結、過去,敘述可以撫慰人心,用一種欺騙的幻想的方式。
The Korean War Memorial
The National Memorial to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The Vietnam Wall原本沒有碑文,只有名字,這遭致批評,於是後來增加了兩項碑文。但這些碑文卻有重述國家與犧牲的想像敘述的風險,而這樣的敘述是怎樣運作的呢?


Sacrificial memory-bodies of state


撞了第二架飛機之後,布希召開臨時的記者會,他要全國民眾向受難者默哀,Edkins認為這是一個企圖掌控memorialisation的行動,為了鞏固國家的權威,為了強化國家敘述並且為事件畫句點的行動,但是,事件還在發生。六個月後,2002/03/11,國家,美國政府,將受害者之死作為發動反恐戰爭的理由,因為他們要保護人民的安全。也有反對戰爭語藝的聲音,部分受難者之遺孀表示她們的丈夫的名字不想被政府拿來作發動戰爭和報復之用(為何都是遺孀?)。抗議者也大聲疾呼他們的傷痛不是呼求戰爭的聲音,許多藝術家也有意識到不能用語言的表達創傷。


不是出於偷窺之癖,也不因為看了這些場景會令人不快就不去看,這些餐觀者都是自發的覺得必須來作見證,彼此尋找他們都沒有的答案。Ground Zero看起來就像是一個開放的傷口(the open wound)(105),去參觀的行動就像是去見證、去圍繞創傷一樣。臨時靈堂的位置隨著災難地點的清理的進度而不斷改變,有些人抱怨轉變得太快,因為他們想將他們保留在博物館內給後世子孫。民眾自發的去拍攝其他民眾的追悼實踐,不是針對災難本身,而是面對災難的其他人,這可以被視為對政府和新聞媒體的再現的支配地位的反抗。

Concentration camp memorials and museums: Dachau and the 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語言和象徵事物與社會事實的界線是什麼?許多創傷是無法言說的,但它的確存在,究竟活著的人會用什麼樣的方式理解創傷?
記憶形式的難以涵括(私人紀念與國家集體紀念的衝突)
•廣島和平紀念館(用和平不覺得很諷刺嗎?):事件並不需要真實在眼前上演,象徵物已經代表了事件的發生及其殘餘事實。如果有一件事情是無法忘懷的,同時,也代表了這件事情其實無法被記憶或者重述。(113)
•愛爾蘭饑荒:英國政府的政策錯誤所造成的飢荒事件,建立紀念館的意義何在?是為了承認犧牲者的存在嗎?或者只是藉此試圖否認這個創傷事件?
重新確認誰是公民→殉道者的後代又如何看待,例如英雄主義式的出現,不屈不撓的愛爾蘭精神?
新的紀念館不只提升了愛爾蘭-美國(Irish-American)的意識,也提供了美國白人這個迷思的根基。(122)
紀念館建造時同時經歷了911事件,因此愛爾蘭饑荒紀念館不只紀念了饑荒事件,同時也記憶了911。
大屠殺文化創意產業(Holocaust Industry)的產生(Public memorials to the Nazi),代表?
→博物館與紀念館的增加,是否更加說明遺忘已經存在?(如果沒有被忘記為什麼需要提醒)
→美國將「紀念」商品化(或者說平凡化),以及英國的響應。(126)


Holocaust memorials
人製造了創傷,卻無法發明一種語言來描述它。
為了不要再現創傷,許多紀念館選擇用空白的空間來貼近這些無法訴說的傷痛。
然而,紀念館的存在是為了當作問題已經被解決了的證據(嗎?)130
•紀念碑/館的爭議:在哪裡建造/誰需要被紀念/觀眾是誰(132)
→不被紀念的人(例如同性戀),是不是在紀念的時候就又在次決定傷勢者的存在是否必須,那麼,誰在事件中受害卻是需要與不需要被紀念的?(133)
•Memorial de la Deportation:用一種不引人注意的方式所形成的紀念空間,承認巨大而無法想像的傷痛存在。(128)


德國對於紀念的公共討論
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 (1933-1945) memorial
原先只關政治犯,1936年起各人種以及各種罪名都會被送進此集中營。
•集中營的歷史場景重現
•重新建造(規劃整合)紀念館時所產生的歷史與記憶兩者的衝突與關聯(可以視為實際功用與情感需求嗎?)
•國家權力與私人追悼的關係:私人追悼時,所需要的物質條件(例如空間)需要向國家申請(這是意味著私人追思會都要牽涉國家權力的運作嗎?)
•紀念館的留言本媕Y,記錄了什麼?除了到此一遊的簽名、感傷以及哀悼之外,預期之外的留言被收走的現象。(國家的預設立場是什麼?)146


• 德國世代之間如何看待納粹事件?(blame/shame/responsibility)
紀念館應該是一個呈現歷史真確性的地方還是一個可以追悼的地方?像紀念大屠殺這樣可怕的事件,要怎麼樣的再現才夠恐怖夠嚇人?紀念館是不是不可避免的會將個人的反省和感觸收編進標準化的、公式化的脈絡?作者認為越戰之牆是一個可以進行個別化追思的地方。
貼身平凡小物(眼鏡、鞋子、手提箱、衣物、雨傘等)的意義:他們是事件的真
正見證者。他們是有感覺的那個人的延伸,就像集中營的黑話中的穆司林,失溫,
不再活了。他們代表日常的社會生活。他們是超越時間(timeless)的感覺保存。
而這些日常生活被破壞。


博物館的實物與敘述:實物有不可取代的真實性。敘述在USHMM裡好像是用來肯定美國價值的(我們解放了受苦的民族,我們是救星),提供了安慰人心的總結。參觀者被迫經驗了認同的錯亂,是在受難者的角度還是加害者(因為我們知道)?還是冷漠的旁觀者?還是營救者?集中營的猶太人的照片和一般的照片不同,一般的照片是等待被看,他們的照片卻是瞪視著觀看者。

第九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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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uma and the Memory of Politics III
TESTIMONY AND SOVEREIGN POWER AFTER Auschwitz


Kosovo and testimony
科索沃對於在探求真實的過程中,不只和責任歸屬或正義判斷有所連結,但接受道德上的責任歸屬似乎成為事件的終結。
• 真相的依據:如果法律是一個可以作為評斷的標準,為什麼又會有許多抗爭與不信服的狀況發生?→對真相調查委員會的合理懷疑?
• 女性受害家屬發言/蒐證的不利立場(蒐集證據實的安危/科索沃對女性的社會觀感/)
• 法律是不是可以形容成「被多數人接受的暴力」,關於受害者與目擊者(經立創傷者)的保護,法律怎麼處理(或者該說是拿捏)?
Conclusion
集中營的例外狀態,使得集中營的受難者進入裸命狀態(bare life),而國家權力在此的運作也相對野蠻,受難生還者經歷了巨大的恐慌,而國家權力對其日常生活的延伸也成為無法訴說的原因。
• 阿岡本:每一個確定的政治事件,都具有兩面性。(212)創傷所面對的是非人道主義、裸命(這類人道主義的核心概念)的經歷(214)
• 人道主義的介入可視為全球權力結構與控制層面的緊縮,而女性形象的想像與使用也是人道主義的某個根本層面。
• 生存者因回憶所產生的斷裂(language and practice)→創傷已經脫離語言的範疇,若要將創傷敘述重新置入日常線性語言,就已經在破壞其真實性。
• Trauma is what happens when this abyss, normally hidden by the social reality which we live our daily lives, is suddenly revealed – as it was in the camp.
Conclusion: 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 the memory of politics
• 回憶與重新書寫作為一種抵抗的形式,而抵抗者以拒絕暴力的意圖暴露了政府的暴力
• 分析事件的象徵權力如何與特定生命形態的產生方式有所連結,關於生命作為一種統治工具,而奪取性命者可以不被懲罰(homo sacer)。
Landscape of memory – sites of resistance
回憶的地標等同於抵抗的地點,所以這個地點之所以具有意義,是因為不斷的抵抗仍然存在,包括對記憶(遺忘特質)的抵抗?
華盛頓紀念碑/林肯紀念館/馬丁路德紀念
• 紀念館的出現引起國家對那些被抑制者的重視,同時也成為紀念與政治的工具,而紀念館的前提就是對政府統治權力不會造成威脅
• 再次重現了受壓抑(那些被忘卻)的事件/人,並重新他們的生命的確具有價值及其政治訴求。
天安門(20周年)
• 中國人民革命博物館/人民大會堂
• 1919對於凡爾賽條約所進行的抗議事件/周恩來四五運動/胡邦耀天安門事件
• 廣場的意義便是政府用來集合人民的地區,共產組織裡幾乎都會出現的場景,但民眾卻在各個反抗運動中,反過來利用這個場地對政府進行訴求。(場所意義的改變,公共空間的收編,表面上是人民的廣場,實際上是掌控人民的國家所擁有的政治場域。而中國政府對於這個場域所採取的態度,基本上仍不離監視、控管等較為積極的手段,任何的悼念活動都必須經過許可才可進行。
• 天安門20年,母親運動串聯訴求:二十年前的「六四」屠殺,我們不敢忘記。正如死難者家屬蔣培坤所言:「罪惡一旦被遺忘,就會重演」,我們要記著「六四」屠殺的慘劇,以及呼籲停止迫害天安門母親,平反「六四」,讓他們在有生之年得見公義,因為只有當執政者勇於面對「六四」的錯誤,願意恢復正義,實踐真正的民主法治,把政權建立在「天安門母親」所展示出的愛與公義、尊重人性尊嚴之上,國家才能真正健康及全民的發展。
911事件遺址
• 公開的創傷無法被隱瞞但在事發現場,唯一不被聯想的便是死亡。隱藏死亡的事實這個方式並不能減低創傷事件的影響力,反而增加了它的力道。一如我們所知,家屬親人需要知道所有的細節(無論真相多麼令人恐懼),只有想像只會增加無法想像的恐慌。(225)
• 911攻擊事件與天安門事件的暴力來源不同,攻擊事件以不同於美國獨斷暴力的形式表達對美國聯邦政府使用暴力的不滿。恐怖分子以這樣的方式索賠他們要求的正義,就用美國聯邦政府所採取的「裸命」方式還以顏色。(227)
• 受難者被美方政府視為遺失的一群(number of missing),統稱的美國人,而他們的死亡為國家所屬。→美國政府試圖要將受難者與國家畫上等號,以維持國家立場與所謂的正義嗎?
• 與其他過去的創傷生還者一樣,大多數人都希望不要重複創傷記憶,希望不要將其他人強加於它們所蒙受的痛苦中。
• 犯罪做為另一種去政治化的方式?(228)
Conclusion
• 當代政治活動被對立原則所撤出:好與壞/正義與邪惡/文明與野蠻→去政治化的過程
• 創傷時間的氛圍,回憶與紀念在創傷文脈中是重要的組成因素,儀式與英雄被存在社會秩序中的歷史與價值所包覆為一體。但,若回憶是重要的,那麼遺忘也是重要的。遺忘是政治力量介入並取得空間時不可或缺的條件。政治提供了政府合法的條件以及自由或者民主的框架限度。(229)
• 如果國家的主權仍處於無法挑戰的狀態,那麼創傷就必須被遺忘。(天安門事件可以視為這種狀態嗎?)230
• 創傷時間裡發生的對抗:記憶/遺忘;創傷生還者/國家權力;精神狀態的正常與否(涉及治療);國家的集體記憶與紀念儀式/私人的回憶和紀念追悼;同一個國家世代間對創傷的回憶與認知;政治/生命政治。
國家處理創傷紀念事件的態度與手法差異可以很大,但核心概念幾乎沒有不同:鞏固統治權力以及撫平國家傷口使整個國家可以再度重整。創傷在此所扮演的角色,是一種縫隙,像是一個人道主義與國家統治權力重新分配的端點。然而治癒創傷的方式也許以訴說為主,但一開始訴說,便表示受創者已經由創傷時間走向日長的線性時間,而這就牽涉到這樣的敘述是否仍具其真實性(但我們要的真實似乎限定了某種血淋淋的描繪?)。另外,當創傷變成回憶,再成為記憶的時候,就已經是一種遺忘。經過時間羽化的創傷,對於主權和人權的意義又有了新的詮釋。

第十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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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Post-war Europe I


The Memory of Politics in Postwar Europe


對過去的了解不只幫助我們詮釋現在;它也告訴我們我們是誰。共享的經驗和記憶,以及他們創造和維持的價值和承諾,為個人和團體提供了具區辨性的身分。一個共享的過去是國族性的基礎(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ity)。


這個研究計畫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就是個人記憶如何透過與他人互動而被形塑,並且反映、甚至強化原本社會上的支配論述。那些論述和內容通常都出自菁英之手。菁英之間持不同意見的人為他們自己的說法辯護,以推進他們的政治、經濟、社會目標。它同時是一個由上往下又由下往上的過程。不管是在哪一個方向,在哪一個層級,記憶的建構都注滿政治。


此研究的目標是要更了解關於歐洲國家在二戰期間的腳色的論爭的時間點、特性、和演變。其本身不只是目的,而是在一個受控制、比較分析的脈絡中,可以對這個政治記憶出現、被質疑、深耕的過程做一般性的觀察。


面對歷史和民主化非常相關。許多關於戰後德國的研究都支持這一點。面對歷史是民主化的重要要求。


記憶有兩層涵意,一個是人們記得的,更精確點說,人們以為他們所記得的。六一個是指個人、團體、或國家用詮釋和紀念國家戰時腳色和經驗的形式來施加記憶。


機構的記憶:機構的記憶是指政治菁英、他們的支持者、和他們的對手要去建構過去的意義,並且廣為宣傳之,要將他們的詮釋施加在社會其他成員身上的努力。


在許多國家中,建立並維持一個國族的認同身分的需要(不管是出於心理需求還是政治因素),一直是一個強大的驅力。它形塑又壓抑記憶、歷史、和他們的再現。只有當人們對於他們國族認同身分感到安全時,他們才願意更敞開心胸地去看待他們的過去,甚至是去質疑歷史詮釋以及其他的再現。


The Legacy of World War II in France: Mapping the discourse of memory


Henry. Rousso. “The Vichy Syndrome: History and Memory in France Since 1944” (維希綜合症:自一九四四年以來法國的歷史與記憶)
四個分期:
Unfinished Mouring(1945-1954):法國的內部分裂與維希政府和納粹的共犯關係
Repressions(1954-1971):對維希政府的見證/戴高樂的抵抗神話
The Broken Mirro(1971-1974):The Vichy Syndrome/1968學運/1970〈The Sorrow and Pity〉
Obsession(after1974):a. Jewish Memory:被迫害的猶太人
b. The World of Politics
(1974之後對維希政府中的政治司法醜聞開始一連串不間斷的討論)
Political Memory: Mythmaking, Forgetting, Deheroizing.
文學與電影:去神聖化(Demythification),反對運動(Revolt),重複(Repetition)
《悲哀與憐憫》:戴高樂神話的溫和反斥(沒有見聞戴高樂投身第一線的描繪)
戴高樂使用抵抗的意象背後的力量建構國家,這個意象的有效性與值得懷疑之處
合法的記憶:關於兩次淨化/清除(purge)、對納粹的集體犯罪印象、對外國人(異邦)的敵意

第十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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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Postwar Europe II


Losing the War, Winning the Memory Battle.
Vergangenheitsbewaltigung(from wiki)


介紹了試圖分析,消化和學習生活在過去,特別是大屠殺。把重點放在學習中的許多精神哲學家喬治桑塔亞那的經常引用的看法,即“誰忘記過去是注定要重複它。"those who forget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t."
Vergangenheitsbewaltigung特點是從部分的過去學習。這包括誠實地承認,這樣一個過去確實存在,試圖補救盡可能犯下的錯誤,並試圖擺脫過去
→但VGB並不被看好(因為他的掩蓋特質過於明顯,長期看來對於歷史包袱的重整並沒有好處)

The discourse of Intellectual Memory
現代社會體制的速度與條件所形成的法西斯
過去成為去現實的狀態因而產生自我保護(政治上需要)的心理機制

Rubble Culture: 1945-1948
媒體被盟軍所控制成了一種去納粹化(類似戒嚴時期)的生活狀態,回憶的方式就是不要提起這個歷史。
集體罪惡的不可行:必須讓經歷戰爭以及曾經參與犯罪事實的德國人繼續生活(而社會也的確需要他們的勞動)

Reconstruction, Restoration, and Communicative Silence: The 1950s
(好像是在強調政治正當性的重要)
c 在納粹統治下,德國社會的動員與現代化都有意無意的進行,貴族權力也在平等主義原則下喪失。(109)
c 東德在加入共產主義陣營之後再度將自己塑造成資本法西斯主義的受難者,而這種新歷史意識的產生使東德可以免除對納粹主義的責任。東德接受了左傾知識分子的協助,這些人並不贊同西德的重建以及混亂的民主主權規則。
c 1950年代早期,東德官方對於納粹主義的論述語徑有所改變,不再強調資本主義與權力主義所造成的痛苦,反而將焦點聚集在社會主義對抗法西斯主義的積極例證中,以此回應史達林主義與反史達林主義者,納粹主義時的猶太受難者不在被東德媒體所提及,而猶太公務員也在同時被屏除於政黨外。
c 選擇與受難者和解代表西德成功的修復國家主權、軍隊與經濟重整的成功,並回到國際外交的運作中。戰後10年裡,西德強調了自身的受挫並且大力的忽略了它們對別人所造成的侵害。
c 回憶媒介的選擇性疏漏:電影、教科書(重塑教材,老師選擇不教當代史)、納粹的犯罪封鎖線(Cordon sanitaire)
c 該問的問題是:為什麼國家意識的破碎如此快速?(111)
c 反對聲浪的好評。

→台灣的228事件/以色列的建國,同時在50年代(冷戰時期)發生,這是某種共時性嗎?
c 50年代的靜默被打破,其裂縫來自於反法西斯的第一代成員(已被公眾邊緣化)與新一代知識份子(希特勒的年輕世代,在納粹時期進入生命的社會化階段的人)的結合。特別是後者的聚集使得西德的自我批評重現於60年代的歷史文化中,而這其中必須注意的是繼年的學運激進份子(站在道德高位相對而來的傲慢姿態)。
c 關於審判:紐倫堡大審/Eichmann trial /Auschwitz trial→有人被審判所以事情就可以結束了嗎?
c 高度的自我反思呈現在散文、戲劇、電影等藝術表演中,創作者希望藉由自我反思以及對過去的自我評斷來連結自我心靈深處對納粹主義的矛盾情緒。
c 1960年代的記憶文化仍然避免觸及大部分未定位的問題,並且選擇性的記憶以避免未來也受到記憶的衝擊。至於對埋葬過去的討論也在動員政治鬥爭中可見其影響力
Holocaust memory所帶來的跨國性震驚引起人權法的修編,並引起1980年代對於德國所引起的大屠殺記憶進行自我反思。
冷戰時期所造成的政治冷處理態度

第十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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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minations from the Past: Trauma, Memory, and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I
@ 全球化的特性及其對歷史與記憶的影響:全球化帶來新的帝國主義,出現了跨國界的獨一的主權形式,甚至是一致的道德規範,可以用來消弭一切紛爭(參考Hardt, Negri)。在全球化的脈絡中,個別國家的歷史和軌跡變得較不重要。個人必須是一個全球的公民,不能只是屬於某特定的文化和歷史。作者認為差異不會消失,而他這本書就是就著記憶和歷史間的緊張關係來重新思考全球脈絡下的地方差異。
@ 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大敘述將歷史懸置。(就像是福山所說的「已經來到歷史發展的終點」嗎?亦即自由社會是人類最後的發展階段,共產主義已經徹底被消滅,不會再有變化,也就不需要歷史?)
@(中國的)歷史想像的現代發展:1. 現代(中國)以來的解放實踐被略去不談,解放實踐相映的是啟蒙時期的解放、人道主義和自由的敘述。2. 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一統敘述侵蝕前述敘述,壓抑異聲。3. 二十世紀去殖民化和獨立運動挑戰前述敘述。4. 八零年代以來,因為社會主義的消退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張,不管在西方或中國,現代中國的歷史都呈現資本主義現代化敘述的再次抬頭。
Castoriadis, “Historical imagination: work of the social imaginary, of instituting society. Society is self-creation deployed as history.” (World in Fragments)
@ 記憶對抗齊一:作者用記憶的非主流繞徑來檢視中國的根深蒂固的歷史論述。記憶可以讓文化生產不會只是沒有個性的複製品。要用在地的歷史地理文化來回應齊一化的潮流。
@批判性歷史意識(a critical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he ever-intensified self-conscious discourse that criticizes the “natural,” embodied, inherited practice based on memory. P. 5),也就是對歷史和記憶之間區別的警覺,可以讓未竟的可能性和夢想保持活力,可能性在記憶之域,痛苦和不義在乎求持續的歷史行動,歷史還沒結束。
@ 中心主題:歷史論述—為現在重建過去的論述實踐和想像—如何對抗記憶、呼喚祈求記憶、使用記憶。這個研究的歷史面向著重在中國文化努力要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同時,歷史與記憶間既相互矛盾又互為補充的重新建構。
@Pierre Nora對歷史與記憶成為對立概念的詮釋:此概念組是來自現代社會與傳統社群的斷裂。記憶和歷史有他們各自的社會化身。以記憶為基礎的社會提供記憶的自然環境,然而歷史存在記憶之地,是一個非情感、非人的地點。現代社會的快速改變讓人的歷史感覺變得敏銳,因為他們被迫忘記過去。
@ 作者認為歷史與記憶互相需要又可以互相批判檢討。
@ 記憶成為議題:在西方,通常是在社會快速變遷、工業化、都市化、以及農業系統的全面破壞。在中國也有相似的情況,如何銜接過去與現在以邁向未來變得很困難。
@現代的歷史書寫常選擇性地、武斷地使用集體記憶,以此鞏固民族國家的傳統和延續,歷史像是形成身份認同的文化記憶。在中國,歷史論述常扮演反傳統反記憶的角色,五四或社會主義的論述是例證。[1]
@ 創傷與現代中國:現代化的神話過早地要將過去貧窮、壓迫、受苦的創傷終結,但它同時也帶來新的創傷,包括失業、人口兩極化、以及社會組織的敗壞。創傷的問題因此是記憶和歷史間一個重要的關鍵。在現代中國,創傷有兩種形式:一、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以及極權政治所帶來的災難;二、跨國資本和社會關係商品化對舊的生活世界的持續衝擊。創傷讓原本可以使經驗產生意義的分類系統變得不足。
@對創傷經驗的自我反省可以讓我們對認為理所當然的生活維持警覺。比如王曉明和Fredric Jameson的研究。
@ 研究者也必須警覺自己是來自創傷(they have sprung from them, p. 11),創傷的受害者與歷史的主動的行動者是需要區別開的,如此歷史論述才不會只是過去的重複或是終極的路徑的實現。
@ 之前的研究比較偏向記憶實踐的儀式和社會學面向,作者的研究比較是人文式的、人道式的取徑,用各種美學呈現當研究素材。

第十三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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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minations from the Past: Trauma, Memory, and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II
@悲劇可以讓沈湎於傳統的中國人覺醒。
@對悲劇的態度:
王國維希望藉由欣賞悲劇而創造出不為艱難和苦難所破壞的偉大、堅強心智。胡適希望藉由悲劇的景觀來重信振作很硬頸的意識,才能對應紛亂的狀況。他們兩人都在為歷史困境找尋出路和救贖。魯迅則有很深的懷疑。他對歷史的悲劇性質和再現的看法指出了我們與過去的大災難的另一種關係的可能。他對暴行的關注透露出個人在不屬於他的歷史中存在的宿命。他認為停留在悲劇的過去可以幫助我們在傳統和現代、現代和社會之間、記憶和歷史之間找出問題和困境,在我們莽撞的衝進未知的未來前。
@ 1930年代的影片製作是一個將創傷視實的激進潛力帶進中國歷史的企圖和行動。這是一個從悲劇眼光朝向寫實主義的轉向,作者稱為物質轉向,這和1931日本佔領東北和1932上海被轟炸有關,要用影片的面對真實、回應歷史。影片漸漸獨立於劇場,被認為有淨化過去不好的東西的功能。影片的攝影(視覺)功能被強調。非人的攝影之眼可以讓觀片者震驚,脫離他原本熟悉的、親近的、記憶中的眼光,而可以看到赤裸裸的真實,開啟政治意識。
@ 古典劇場和好萊塢影片都會尋求圓滿、完美的結局(bla…)。一般認為激進影片是鼓吹意識型態的宣傳工具,左者反駁好萊塢影片其實才是充滿意識型態預設(阿多諾等被搬出來)。左翼激進電影製作者拍攝最底層的東西—被壓迫者的每日生活。
關於兩岸三地,台灣,香港,中國大陸的失落感。
全球性與地方性的矛盾產生在已經改變或者正在改變的時期,90年代。經濟結構的改變牽涉到日常生活中各個品項的轉換過程,更涉及人自身的懷舊與悼念以及來不及紀念就已經被忘記(或者被迫不去記得)的過往人事物,作者從香港電影與台灣文學說起,試圖檢驗全球化過程對台灣與香港的影響,並類比中國大陸所面臨的危機與機會。
Literature as Witness to Alienation(文學作為疏離現象的見證)
工業化、都市化、 疏離感 V.S.傳統工業(藝) 、傳統生活、親密家庭關係
•the decline of aura(184)
個人經驗與價值不再是可更改的,特別是在經濟起飛的1970年代,經濟發展後的普遍化現象,造成社會中對人的物化,意指個人價值取決於經濟和利益的多寡。物化與商品化的普遍潮流侵蝕了個體對於自身深層需求的表達185(這個現象可以被想像,但真的是事實嗎?)
無法被辨識的現代人(faceless)
朱天文的作品展示了部分對20世紀晚期全球經濟擴張的尖銳回應。
Reification and Disenchantment(具體化與除魅)
全球經濟擴張下經由商品化與物化過程所產生的商品,其製造過程以及物體與環境之間的關係,被掩蓋而無法得知。這樣的過程與傳統生產方式截然不同,對於社會生活空洞化以及人與物之間的關係疏離有不小的影響。
•fetishism,台北、巴黎、紐約,全球同步的時尚潮流與風靡。(歷史中的商品流行亦存在,但『拜物現象』是怎麼界定,是指涉及的範圍與階層嗎?)
Nostalgia and Mourning
台灣文學中的鄉愁傳統表達了對已消逝的世界與傳統村莊的渴望,包括家庭、童年時光,以及親密的朋友網絡,對於純樸的、單一的環境有所懷念,例如眷村的意象。(關於眷村,電視劇『光陰的故事』可以拿來類比嗎?)
鄉愁該怎麼界定?懷舊的物品、場域、氣氛、裝扮、對故鄉的懷念、對往日情懷的眷戀、逝去的成長經驗與記憶、無法記憶的過去? (又或者,鄉愁可以被界定嗎?)
Sailing to Utopia